
从“接近问题”到“接近读者”:中国本土经济
1988年,在张五常《卖桔者言》热销之时,电影《顽主》上映,讲述三个年轻人在北京开了一家“替人排优、替人解难、替人受过”的三T公司,是一代年轻人“下海热”的缩影。
《我不是药神》(2018)剧照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。作者:罗东;编辑:李永博 李阳;校对:薛京宁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。
时间转到2013年。这一年1月,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两本比较畅销的书。
接下来,2016年7月,陆铭的《大国大城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)出版,两个月加印8次,第5年印数达到约二十万。在中国城市化建设将近二十年之际,《大国大城》用实证数据、案例叙事和普遍规律探讨交通、空气、住房和教育,而观念影响着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改变。陆铭认为中国需要更大、更多的大城市,让土地配置、劳动力流动由市场需求调节,形成统一市场。当读者思考2022年提出的“全国统一大市场”,或许会想起当年的《大国大城》。
不过,我们还需要看到的是,在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如何在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发展商品经济这个问题意识,是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们共同持有的。当初,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不是唯一对此进行阐释的新书。比如,卓炯在1981年10月出版的《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》(广东人民出版社)还开宗明义集中论述了商品经济。不同的是,这是一本论文集,呈现作者思考商品经济的历程,而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是一本专著,站在改革节点回顾历史、提出问题和方法。经济改革前期的重点是在农村地区,实践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城市的经济改革只分布着一些零星式试点,到1984年才转为重点。在1979年初版中,薛暮桥已经论述了“不能勉强地去实行清一色的公有制”,到了1983年修订版,也即经济改革重点转向城市的上一年,他转而考虑国营经济与集体经济的复杂性,在怎样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上继续往前走了一步,其看法是使这两种经济形式都成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。
薛暮桥与孙冶方。
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处在经济改革共识形成的关键时候。当市场化环境最终产生,图书市场也会像其他市场一般,在那里,读者作为买家依照其知识结构、职业、兴趣和性格挑书。书籍泥沙俱下,读者各有所好。
1988年3月,另一本经济学畅销书《卖桔者言》简体版面世。这是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一本文集,或者可以叫作短文集。《卖桔者言》是其中一篇,结集出版也取了这个书名。张五常是借用了明朝诗文大家刘伯温的《卖柑者言》,只不过把“柑”换成了“桔”,这是因为他跑到香港街巷叫卖桔子,获取经济材料。他的短文让内地读者看到,原来,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方法和叙事还可以如此另类,并且充满“反叛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某种趣味性。
这几年,随着《大国大城》《薛兆丰经济学讲义》《置身事内》等书的畅销,使人开始注意到让经济学书畅销的方法还有通识写作。实际上,在过去四十余年,是涌现过一些经济学畅销书的。最早的是经济学家薛暮桥的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。
2009年8月,经济学家陈志武的《金融的逻辑》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·时代光华出版。《金融的逻辑》虽是文集,但经过作者本人的编选,其基本内容都是在论述人类何以必然需要金融市场,与《货币战争》的“金融阴谋论”形成驳斥之势。《出版商务周报》在2009年10月刊登报道《<金融的逻辑>走红的逻辑》,《金融的逻辑》出版一个月的销售量逼近十万册,此后涨至五十万册。
2007年还涌现了另一本百万级销量的经济学畅销书,它的书名可能是所有本土经济学畅销书中流传度最广的——这就是《货币战争》。初印是2007年6月,到11月,中信出版社已经重印第13次,平均下来,不到半个月即加印一次。编著作者宋鸿兵成为名噪一时的金融史作家。
论学科规模,经济学遍布各个院系,经过积累,这门学科已经高度标准化、规范化。若说开辟的分支疆域,它素有“经济学帝国主义”的叫法,对人类一切行为、现象、制度和文化都可以作经济解释。
2010年9月,“郎咸平说”之《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》(东方出版社)
